分享丨流行病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人心与社会变迁

艺术家Pierart dou Tielt创作的画作《图尔奈市民埋葬瘟疫受害者》

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世界各国及其民众有着极其不同的应对策略和心态。

传染病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困扰着人类，人们也在一次又一次地与大流行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进行着斗争。

传染病可以折射出社会文明的真实状态。而对于学者而言，通过传染病则能窥视到社会价值观、国民性情、基础设施和道德结构的正面与侧面。

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至今》。他在接受WNYC studios的采访时结合历史谈了谈他对当下全球疫情的看法。我们之前也推荐过斯诺登教授的耶鲁公开课《1600年以来西方社会的流行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进一步了解。

Frank Snowden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Frank Snowden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现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意大利史、欧洲社会政治史和医学史。他曾于1975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从1978年至1991年在伦敦大学任教，此后加入耶鲁大学。 

斯诺登教授在采访中说，14世纪的鼠疫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关系。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中，描写了人们对鼠疫的畏惧，无数的妻离子散，以及随之产生的仇外心理等等。

这种因恐惧而引起的仇视心理会使社会停滞不前。但是，令人叹息的是，这种心理似乎一直伴随着人类，比如在美国由于恐惧艾滋病而产生的恐同心理，以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而引起的仇视亚洲人的现象等。

疾病也可以改变历史。1812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率领50万精英将士杀奔俄罗斯。拿破仑一向以打突击战闻名，固执己见的他要求士兵不要储存过多的粮食和物资。难以想象，几十万的大军在广阔的荒原上行军，在没有任何医疗用品或卫生防御的措施下，和动物同吃同睡，饮用污染的河水。很快，伤寒在军队中大面积爆发，传染病每天都会造成3000左右的士兵死亡。在攻占下莫斯科后，拿破仑带着亲信飞奔回法国，而将近48万的士兵最后都因伤寒而惨死。流行病帮助俄罗斯人击碎了拿破仑的野心，也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斯诺登教授之所以强调拿破仑的这次溃败，因为他觉得拿破仑是个典型忽视自然环境和疾病等客观因素所带来威胁的错误案例。而在如今，传染病依旧能对人类社会演进产生巨大影响。斯诺登教授希望当今世界能够以史为鉴，有效地汇聚和分配资源，用科学的方法防控传染病。

再有，1918年和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杀死了全世界超过5000万人。但是当时的美国官员却试图淡化这一威胁。前不久，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的报道中记录了政令在当时如何让疫情变得更糟，比如其中一位名为威尔默·克鲁森（Wilmer Krusen）的纽约市公共卫生官员将该致命的流感称为“老生常谈的流感或心结”。新闻媒体也作为同盟随声附和，一篇文章在标题宣称“科学护理正在阻止大流行病”，而事实上，现实的情况却是当地的医院被涌入的病患逼得几近崩溃。

“当新生事物出现时，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而是倾向于用已知或稍有不同的方式加以控制。在我看来，这和当下的情形是一样的。”

——Frank Snowden

埃博拉病毒其实早在1995年就已经在刚果爆发，并且在西非的几内亚农村肆虐了八年之久。最初，只有“无国界医生”组织介入并呼吁外界进行干预，但是西方国家完全采取无视的态度，认为这只是一场局部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直到在西非工作的美国白人医生和护士受感染并将病毒带回美国的时候，才引起了人们的大面积恐慌。他们意识到原来埃博拉不仅仅会影响非洲人，还会传染白人。虽然最终各国加大了在西非的医学投入，但是这些行动确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采取的。在斯诺登教授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从一位美国确诊患者体内分离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的情形下，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同的心态，比如抵触心态、怪罪心态以及仇外心理。但是我们也看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卫生部门正在采取科学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疾病。

这是一场全球化战役，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物资部署到急需的地方。从中国回来的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被问到：“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做更多准备？”他回答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变我们的观念，开始以基于真理和科学的国际协调方式行事，并且吸取历史教训。

“我们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并准备好了应对这一挑战？”

——Frank Snow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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